據日本《朝日新聞》10月20日報道，如何重振日本經濟是眾議院選舉論戰的一大焦點。與外國在各種指標上進行的比較，凸顯出日本飽受低增長之苦。安倍政府開始實行的“安倍經濟學”也幾乎沒能改變潮流。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時就已出現的經濟低迷狀態仍在持續——這30年因而被稱為“失去的30年”。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數據，對顯示國家經濟規模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所做的比較表明，日本排在美國、中國之后，居世界第三位。但是，將近期數據與1990年的數據對比后會發現，近30年里美國名義GDP增長到原先的3.5倍，中國增長到37倍，而日本名義GDP僅為原先的1.5倍。經濟規模居世界第四位的德國，名義GDP也增長到了原先的2.3倍。日本經濟增長的緩慢程度尤為明顯。從人均GDP看，在新冠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日本在七國集團（G7）中也僅排名第六位，比較靠后。

2014-2019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

資料來源：智研咨詢整理

    報道稱，日本工資水平也沒有上漲。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2020年日本平均工資為38514美元，在OECD35個主要成員國中排名第22位。近30年里，日本平均工資增長4.4%，幾乎沒有太大增長，而美國平均工資增長47.7%，英國增長44.2%，可謂差距巨大。日本工資金額也在2015年被鄰國韓國超過。

2014-2019年日本國內生產總值

資料來源：智研咨詢整理

    報道指出，2012年底上臺的安倍政府實施“安倍經濟學”，把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投資的增長戰略作為“三支箭”，試圖打破低迷狀態。當初在10000點上下徘徊的日經平均指數恢復到了30000點上下，企業業績也得到改善。然而，與國外相比，日本名義GDP和平均工資的增長速度明顯更緩慢，未能擺脫低增長的陰霾。

    這是什么緣故呢？許多人認為，旨在提高企業盈利能力的增長戰略是失敗的。公益組織日本生產性本部說，日本制造業的生產率在2000年居世界第一位，后來卻慢慢停止增長，到2018年已退居世界第16位。經濟低增長再加上企業工資水平基本沒有上升，導致占GDP一半以上的個人消費也不旺盛。

    報道稱，在日本眾議院選舉中，執政黨和在野黨都呼吁讓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階層傾斜，不過同時也需要拿出提高盈利能力以擺脫低增長的戰略。

    日本人均GDP卻一直在4萬美元—5萬美元間波動，一直無法有效站穩5萬美元，是因為日本發展有2大困局是日本無力破解的。

    第一個困局就是市場困局。人類各國的發展基本都依托于工業化，就算是資源出口型國家都不例外，而工業話化水平越高，就越要面對一個問題就是市場的問題。沒有市場你有再多的產能，都是白費，生產的越多賠的越多。

    而市場又分為兩個內部市場和外部市場，外部市場也就是國際市場，要面臨激烈競爭，另外也有一些其他不可控的因素。日本的國際市場基本已經到極限了，無力擴張，反而還有被擠壓的空間。而另一個是國內市場，這個市場自己的操作性比較大，也占有絕對優勢，但是日本只是一個人口1.26億的國家，人均收入也長期停滯。這個市場基本也到極限了，下行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整體來看日本的市場困局很難破解，市場決定了需求，需求決定著發展的動力，這個困局短期還看不出日本有破解的希望。

    第二個困局是人口困局，這個困局有兩個問題，一是人口老齡化，二是人口負增長。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沒有之一。

    2020年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28.4%，本世紀20年日本和意大利是全球老齡化最嚴重的2個國家，而近十幾年來，日本則一直蟬聯冠軍。這迫使今年日本把自愿退休年齡延遲到了70歲。這雖然一定程度緩解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是年齡超過60歲以上，人的體能和思維還是不可避免的出現退化，創造力肯定不如以前，這也整體上影響了各種工作。而比人口老齡化還麻煩的是，人口負增長。在這種非戰爭狀態下的人口負增長是，人的生育觀念、生活理念、自我價值追求等多種原因造成的，具有很強的不可逆性，想要扭轉非幾十年不能建功。而日本的人口副增長已經十幾年了，人口從巔峰水平已經下降了200萬。人口負增長導致日本經濟失去了人口增量帶來的一塊人口紅利。同時也讓日本的消費持續萎靡不振，嚴重影響了可持續發展。同時還因為勞動力短缺，提高了人力用工成本，進而提高了企業的發展成本，減弱了競爭力。還有一個隱性的負面作用就是減弱了社會發展活力。

    這二大困局日本短期內是絕對無法破解的，非但無法破解，甚至無法阻止進一步惡化，所以日本的經濟發展只能是動力不足，突破瓶頸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