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穩健堅實的實體經濟，是我國具有長遠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2020年10月26-29日，十九屆五中全會為“十四五”時期我國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做出了重要部署：“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這是黨中央立足全局、面向未來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意義深遠而重大。

    作為中國全面進入小康社會后的第一個五年規劃，“十四五”傳遞出的信息量值得深入回味。新時期，為何把實體經濟擺在了如此重要的位置?

    其實早在“十三五”時期，中央圍繞實體經濟發展就作了多次重要部署，無論是強調“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夯實實體經濟根基”，還是提出“堅持把做實做強做優實體經濟作為主攻方向”，底層邏輯均沒有脫離開“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

    我國是靠實體經濟發展起來的，注定也要依靠實體經濟走向新的未來。

    《中外管理》采訪的眾多一線投資者，產業專家，都表達了近乎一致的看法：“十四五”是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在這個特殊歷史時期，大力發展以實體經濟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體系，有助于我國在百年未有的大變局中，掌握發展主動權，塑造國際競爭優勢。其中，數字化是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助推力;戰略性新興產業，代表著未來產業變革的新方向。

    在“十四五”新一輪造富浪潮下，如何抓住實體經濟可能造就的機會點，前瞻性地展開布局?

    1、“十四五”，從更宏大歷史維度審視實體制造業

    當前，我國正處在兩個一百年的歷史交匯點，即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開啟現代化建設兩段征程的歷史交匯點，這意味著，“十四五”規劃天然就帶有承前啟后的重要使命。

    在這一關鍵節點，國家為何重點圍繞實體經濟做規劃部署?

    達泰資本創始管理合伙人葉衛剛分析認為：國家之所以在這個時候把實體經濟擺在一個戰略性高度，是看到了西方國家過去10-20年間走過的“脫實向虛”的彎路。

    “以美國為例，過去4年，美國經濟為什么被特朗普折騰得這么厲害?主要因為美國‘脫實向虛’太嚴重了。過去20年間，美國基本上把大量實體產業尤其是制造業外包出去了，這導致美國經濟的‘空心化’，制造業和農業都不景氣、失業率大增，至少一半民眾的獲得感不足，政局也不穩定。除了美國，英、德、法等西歐國家也有類似問題。”

    事實上，中國也同樣走過一段“脫實向虛”的彎路。過去5-10年間，大量熱錢涌向“模式創新”，電商、互聯網、網紅經濟等大行其道。但客觀評判，虛擬經濟對于中國總體實力的提升，并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

    對此，創客共贏基金創始合伙人李建軍表示認同。

    他告訴《中外管理》：近幾年實體經濟的受重視程度，確實不如虛擬經濟。所以，“十四五”時期，中央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做調整規劃是必然的。近期四大金融監管部門約談螞蟻金服就可以看出，國家加大對金融反壟斷的監管，就是一次對虛擬經濟重新定義的過程。

    “經過這次疫情，以及美國對華貿易制裁后會發現，是實體經濟在支撐國家的發展，實體經濟才是社會財富和綜合國力的物質基礎。尤其是制造業，對穩定就業、改善民生，以及維護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發揮著重大作用。而且，當一國外部受到沖擊時，國內實體經濟穩定就會很安全。”李建軍分析：“但過度傾向虛擬經濟，就會出現很多的問題。比如過度使用金融工具創新、信用評級，容易讓企業鉆貨幣政策監管放松的空子，將引發極高的風險。”

    “總之，我們要把實體經濟發展放在更宏大的歷史維度上去把握。”賽迪智庫城市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如是總結道。

    他認為：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國際格局的演變，各國圍繞實體經濟的競爭更加激烈——發達國家加快推進再工業化、新興國家加速快工業化，我國產業體系面臨著兩端擠壓的挑戰。而制造業，是大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爭奪產業鏈價值鏈控制力和話語權的角力場;發展以實體經濟為核心的現代產業體系，則有助于我國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

    2、與數、智、信息科技深度融合的“新實體經濟”

    在十九大報告相關論述中，并非籠而統之地強調實體經濟的極端重要性，而是進一步揭示了未來5年，我們將要發展一種什么樣的實體經濟?

    譬如在解讀何謂“制造強國”時，報告就指出：“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相融合。”由此可見，我們所期許的，“能夠承載經濟著力點”的實體經濟，是一種將數智信息科技和傳統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新實體經濟”。

    李建軍分析：“十四五”期間，實體經濟在和新技術結合的過程中，將碰撞出很多火花。比如工業互聯網對傳統實業的改造，帶來的影響就是巨大的，勢必會淘汰一批落后產能，但那些與工業自動化、工業互聯網深入結合的產能，將會被重點挖掘。包括整個工業企業的SaaS系統、數據上云……而且，這些都是能夠從底層提升工業化效率的經濟形態，對于投資、創業都是利好。

    實體經濟的數字化，對人才的需求同樣是巨大的。

    “以前只需要生產線‘基礎工人’，未來需要的則是‘數字化工人’。這些高級藍領，不僅要對工業互聯網有一定的理解認知，還要熟練掌握物聯網、傳感器等相關新技術應用……由此，不管是整個市場的需求，還是對人才的更新換代，‘新’實體經濟都蘊含著豐富的創富機會。”李建軍舉例。

    葉衛剛表示：無論下一任美國總統是誰，從高科技方面遏制中國的發展，都是不變的，所以，中國未來的發展，高科技環節必須實現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另外，供應鏈環節也是一樣，低端產能都轉移出去無所謂，但制造業核心環節要留在中國。所以，對于那些依賴進口的高端制造業而言，亟需盡快找到自主可控的國產替代途徑。

    “以上是國家早在兩三年前就看得很清楚的趨勢，這次借‘十四五’規劃又強調了一下，也透露出很多政策紅利。尤其對達泰這種從創立第一天就以技術創新為主導的基金，更是利好。因為我們投資的企業，本身就是實體經濟的一部分，投資企業的合作伙伴也大多來自實體經濟。”葉衛剛說：“但對于習慣靠虛擬經濟賺快錢的基金而言，將是一個重新學習的過程。

    對于每一次的政策風向標，投資人的反應都是迅速的。早在一年前，資本市場很多從來不做硬科技、不投實體的基金，就開始轉變賽道，從模式創新向硬科技方向轉型。但正如葉衛剛所言，這類基金因為缺少產業積累，也沒有投資硬科技項目的經驗，未來的轉型之路，勢必漫長而艱難。

    葉衛剛提醒，未來幾年二級市場和to IPO階段的硬科技投資，像芯片、生物醫藥的泡沫應該會很大。“因為有人還想著像10年前追逐風口上的‘豬’那樣——先把錢賺過來，再找一些相對成熟的to IPO項目投資……但股權投資領域，‘賺快錢’的思路本身就是歪的。”

    3、未來5年，數字化轉型將成企業戰略的必選題

    我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總體規模從“十三五”初的11萬億元，增長到2019年的35.8萬億元，占GDP比重36.2%，對GDP的貢獻率為67.7%。而伴隨著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我國電子商務和移動支付交易額均居世界首位，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廣泛應用于經濟社會發展，催生出大量新業態新模式。

    另外，在網絡建設方面，“十三五”以來，我國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網絡，4G基站占全球4G基站一半以上，5G商用邁出堅實步伐，已累計開通5G基站69萬個，連接用戶數超過1.6億。數字化將促實體經濟更好發展。

    由此可見，從“十二五”到“十三五”，從信息化到網絡經濟，經過這十年的發展，我國數字化快速發展的前提條件已經具備。

    展望“十四五”，數字化轉型的趨勢又是什么?

    富國富民(北京)資本董事長王世渝向《中外管理》談道：“十四五”規劃所講的“企業數字化轉型”，是基于5G時代后數字技術更加復雜，取得了更大進步，加上5G大帶寬、大容量、低延時的特征，給原來數字化技術帶來了巨大空間，進而創造出的更多企業數字化轉型機會……更重要的是，這種數字化轉型機會，不僅是傳統企業的，也是互聯網企業的。”

    “比如目前大量門戶網站，就需要通過對復雜數字技術的應用，比如：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AI等，從普通互聯網公司，向更高效、更高科技含量的數字化公司轉型。”王世渝解釋：“所以，2020年作為‘十四五’的規劃之年，數字化轉型不再是戰略選擇題，而將成為企業戰略的必選題，這點對所有企業適用。未來5年，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快與慢，成與敗，關乎的不僅僅是增長速率的問題，還決定著能否生存下去。”

    葉衛剛補充：新的歷史時期，國家在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前，首先要把競爭環境搞得公平一點。不管是阿里巴巴，還是螞蟻金服，互聯網公司該交的稅也得交，只有讓互聯網企業交的稅跟實體商場一樣了，整個產業體系數字化才能實現。“過去幾年，電商企業基本不交稅，而實體經濟企業，房租高、稅收高，員工成本也高，政策一直在向虛擬經濟傾斜，兩者面臨著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4、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需要補足短板、鍛造長版

    在十九屆五中全會的部署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擺在了重要位置。

    回顧“十三五”期間，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交出了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其中，2019年，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11.5%，比2014年提高3.9個百分點，已成為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動力源。

    李建軍表示，“十四五”時期，國家會大力扶持戰略性新興產業，企業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尋找機會：

    一方面，重點布局包括芯片、集成電路等面臨“卡脖子”問題的關鍵領域;另一方面，重點聚焦新興信息產業、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裝備制造業等代表產業鏈升級大方向的重點領域。具體如下：

    一是新材料。包括特種功能材料和高性能復合材料，這是兩個重要方向。因為新材料的應用，會對相關產業造成特別大的影響，甚至帶來顛覆性影響。比如新材料在電池里的應用，新材料在手機上的應用，新材料在服裝上的應用等。中國像石墨烯、超導等重要新材料研發尚處于實驗室階段。在很多新興產業方面，中國和國外的差別并不是沒有，而是尚未形成產業化。

    二是新能源。包括核能、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尤其在新能源汽車方面，中國在汽車工業方面已經落后國外很多代，好不容易在新能源汽車上有了一次彎道超車的機會，國家一定會不惜余力地大力推廣。畢竟在新能源技術上，中國不比國外差。

    三是新興信息產業。包括高性能的集成電路和高端軟件。比如手機里最常用的 CAD軟件，中國僅限于芯片設計環節，缺少類似CAD這樣底層的東西，這意味著，所有高端軟件中國大多無法自己生產。所以，解決這方面應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必將是未來一個大方向。

    四是高端制造。重點是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設備和高端智能裝備。這些也是我國相對“卡脖子”的領域，但前景也是非常好的。

    葉衛剛提醒，解決技術“卡脖子”問題時，不能從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即不能從以前那種完全市場化的做法，一下子回到計劃經濟那種以“舉國體制”來抵制“卡脖子”問題。

    “因為，中國能被‘卡脖子’的環節太多了，上上下下能找出幾千個點來，這是整個工業基礎的問題，與其把錢集中起來給幾個效率低的巨無霸企業，不如把錢分散，通過市場化投資機構的力量，去扶持大量創新型企業，讓一個個小企業在競爭中脫穎而出。也就是，要靠市場的手段去培育一個生態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