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發展與城市資金的增長變化緊密相關，其中“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或稱資金總量）是一個重要指標。

    梳理了23個重點城市2019年底的資金總量，前十名的城市分別是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杭州、成都、重慶、南京、天津和蘇州。其中，京滬的資金總量在全國遙遙領先，深圳與廣州的差距不斷拉大。增速方面，近七年來，深圳、長沙、合肥、杭州和鄭州的資金總量增長位居前五。

    廣州與深圳差距拉大

    今年十強城市資金總量全部超過了3萬億元大關，三大金融中心北京、上海、深圳位居前三。

    從整體格局來看，全國性的金融中心必須要有全國性的要素市場、交易體系，比如證券交易所；以及較大的金融機構總部，包括大銀行、證券、保險、基金、信托機構等。在這些方面，上海和深圳都擁有證券交易所，北京則是金融監管中心，較大規模的金融機構總部十分集中。

    2019年資金總量前23城

    北京市2019年的統計公報顯示，年末全市金融機構（含外資）本外幣存款余額為171062.3億元，比年初增加13922.4億元。

    上海市的統計公報顯示，2019年，全市中外資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為132820.27億元，比年初增加11679.94億元。

    盡管資金總量不如北京，但上海的金融業增加值超過北京，位居第一。數據顯示，2019年上海實現金融業增加值6600.60億元，比上年增長11.6%。當年，上海金融中心開放創新深入推進，全年持牌金融機構新增54家，“滬倫通”、滬深300ETF期權及股指期權、長三角一體化ETF、天然橡膠期權等金融創新產品成功推出。

    京滬之外，深圳2019年末金融機構（含外資）本外幣存款余額為83942.45億元，比上年末增長15.7%，繼續向10萬億大關邁進。

    位居第四的廣州去年資金總量為5.9萬億元，與深圳之間的差距已經拉大到了24811億元，甚至超過第12位的鄭州的資金總量。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時，廣州資金總量還明顯領先深圳，但近年來卻被深圳超過并且不斷拉大差距。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分析，廣州和深圳之間的差距體現的是“新錢”和“舊錢”的差別，體現是產業結構的差異。“廣州作為千年商都，傳統商貿業很強，早期藏富于民，很多人是‘一鋪養三代’，賺的是辛苦錢。”但近年來隨著電商的發展，傳統商貿受到不小沖擊，資金集聚能力也受到影響。

    相比之下，隨著我國經濟進入到轉型升級新階段，金融和高科技是城市升級發展的標志性產業，深圳作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最發達的城市之一，同時又是全國性的金融中心，近年來集聚資金的能力遠超廣州。

    “深圳賺的是快錢、新錢，是有科技含量、資本含量的錢。”彭澎說，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十分發達，近年來，這些企業加速資產證券化，很多企業一旦上市發展特別快，很多資金沉淀在再投資領域滾動很快。

    另一方面，得益于雄厚的地方財政優勢，深圳能夠給企業提供的優惠和扶持也更多，因此也吸引了不少企業尤其是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前去設立總部，進一步帶來資金的集聚。

    四個一線城市之外，杭州的資金總量達到了4.5萬億元，獨處4萬億梯隊。盡管去年杭州的GDP總量僅位列全國第九，不如重慶、蘇州、武漢、成都等，但杭州的資金總量卻超過這些城市，高居全國第五。一大因素在于，作為強省會城市，杭州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杭州的資金不僅來于自身，也來自浙江全省。因此，杭州的位次也代表了第四經濟大省浙江的整體經濟實力。

    另一方面，在五個擁有計劃單列市的省份中，杭州是最強勢的省會，無論是GDP還是資金存量、財政收入、高新技術產業等重要指標，都占據絕對優勢。比如，杭州的資金總量是寧波的2.17倍。

    從十強城市的分布來看，東部沿海占8個，剩余2個名額全部來自西部的成渝城市群。在東部地區，長三角城市群占4個，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各2個。也就是說，十強城市均來自四大國家級城市群。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經濟大省山東沒有一個城市入圍前十，其中資金總量最大的濟南也僅位列全國第17位。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分析，相比粵浙，山東轉型升級步伐較慢，目前能源原材料之類的基礎工業占比仍很高，高新技術產業占比明顯不足，此外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發展差距也較大。另一方面，從城市結構來看，山東以中小城市為主，城鎮化率較低，中心城市的規模效應不突出，引領能力較弱，對資金的集聚能力也相對較弱。

    近7年深圳增速最快

    資金總量的增速和變化是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映射。從23個主要城市近七年資金總量的增速來看，前六位分別是深圳、長沙、合肥、杭州、鄭州和東莞，均超過120%，其中榜首深圳增速達224%。

    近七年主要城市資金存量變化

    東莞的資金快速增長與深圳有很大關系。彭澎說，東莞是深圳和廣州的“混搭”模式，傳統產業很強，同時近幾年新興產業發展也很快。近幾年，東莞還承接了深圳大量高新技術產業的外溢，經濟韌性好，聚集的資金也比較多。

    上述前六名中，除了深圳和東莞外，其余全是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強省會，比如長沙和合肥就是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城市。

    近十幾年來，長沙的產業發展態勢非常好，工程機械、汽車等產業迅猛發展，這些產業剛好契合了2008年以后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內需迅速擴大的需求。

    再看合肥，2009年時合肥GDP僅位居全國第49位，但2019年已上升至全國第21。安徽省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林斐分析，這些年合肥的整體發展思路比較清晰，一方面做好原有產業的集聚提升，另一方面是大力發展集成電路、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很好地抓住了產業分工與升級的路徑，特別是在長三角一體化過程中，抓住了很多機遇。

    相比之下，23城中7年資金總量增長最慢的6個城市分別是天津、無錫、佛山、寧波、蘇州和沈陽，其中天津僅為57%。總體上看，這6城主要包括了外貿明星城市以及天津、沈陽這樣的重工業城市。

    丁長發分析，像無錫、佛山、寧波這類外貿明星城市、制造業大市，在經濟新常態之下正面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問題。一方面，傳統制造業目前很多都面臨產業能過剩的問題；另一方面，很多制造業隨著人工、土地成本的提升，已經轉移到中西部，因此這些城市的資金增速也比較慢。

    而天津、沈陽這些重化工業為主的城市同樣也處于產能過剩階段，這些年隨著能源經濟下行，重化工業為主的城市經濟也隨之放緩。

    “產業結構的差異造成了吸納資金能力方面的差異。”丁長發說，像深圳有很多天使基金、金融機構、高新企業，他們的平均工資都很高，但是在傳統的制造業大市，他們的整體工資水平就低了不少，因此資金存量也存在較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