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全球經濟前就已放緩，而疫情在許多方面成為趨勢的催化劑。在過去的一年中充斥著貿易保護和單邊主義聲音，但實踐表明，踐行多邊主義、國際合作才能解決全球化發展中出現的問題。

    那么，全球化未來的走向如何?如何重塑國際金融框架、完善全球治理體制?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12月3日在博鰲亞歐合作對話特別會議的“新冠疫情沖擊下的全球化前景”主題研討環節，分享了他對推進全球化的一些想法。

    周小川在發言中指出，為應對新冠疫情等全球性挑戰，可以重新考慮設計多邊機制，更好地協調央行與財政職能，推動布雷頓森林機構小步向前。

    他分享稱，近幾個月，20國集團(G20)就重債窮國問題發起討論，并提出了緩債倡議(DSSI)，并于上個月發布了關于DSSI后續債務處理的共同框架，他認為“應對新冠疫情的多邊舉措”。

    但周小川同時表示，很多經濟學家和決策者認為，DSSI也許還不足以應對高債務問題，特別是在疫情沖擊之下。

    “G20因此重點研究了使用特別提款權(SDR)的可能性。一種想法是，通過建立特別提款權池子，讓一些國家把自己未使用的特別提款權放入池子中，其他一些國家可以使用。這增加了使用特別提款權的靈活性。盡管就此問題尚未達成共識，我們確實可以重新考慮和重塑支持機制，來應對新冠疫情這樣的全球性問題。”周小川表示。

    周小川還就現行全球機構處理全球問題的不足分享了看法。他認為，很多國家通過量化寬松或擴大財政赤字來提振經濟。但是，國際上并沒有具備中央銀行或財政部門職能的機制。

    “在一些情況下，比如面臨新冠肺炎疫情或其他影響到財政穩定性的事件時，或面臨金融機構破產等問題時，我們應該有相應的機制和機構來處理這樣的問題。但在過去這么多年間，我們并沒有為此做好準備。”周小川說。

    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例，周小川表示，不管在組織上還是定義上，IMF都尚無相關能力，很多人希望看到SDR發揮更大的作用，但迄今為止，進展十分有限。

    “我個人一直建議，可以先把特別提款權當成一個記賬單位，用于財務報告和統計體系。如果考慮使用特別提款權，那么應該有特別提款權兌主要貨幣的匯率。然而，現今金融市場上并沒有掛出這樣的匯率。因此，可以考慮在這方面逐步往前推進。”他稱。

    周小川補充稱，當前，全球化的氣氛欠佳，許多國家面臨嚴重的財政問題。疫情帶來的全球危機，使許多國家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水平進一步加大。“因此，我們需要新的思路來推動一些多邊機構小步前進。”

    在他看來，全球“確實需要考慮，能否允許布雷頓森林機構具備有限度擴大貨幣供應的能力”。

    周小川還強調，全球可以從歐盟一體化的進程以及歐洲投資銀行的職能中學到很多經驗教訓。

    “從全球看，我們沒有歐盟那種程度的高度一體化，但全球化也意味著各國相互連通不斷加大，亞洲經濟體正在積極推進更大范圍的互聯互通。”基于此，周小川建議各國從歐盟一體化中學習如何推進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