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諾貝爾獎正在公布中，最后一個獎項經濟學獎即將于明日（10月14日）揭曉。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可能由誰摘得？他們的研究領域是什么？

    2019年諾貝爾獎正在公布中，最后一個獎項經濟學獎即將于明日（10月14日）揭曉。作為諾獎中最年輕的獎項，經濟學獎自1969年開始頒發，至2018年，已經頒發50次，共計81人獲獎。

    盡管諾貝爾獎并不公布候選人，但坊間各類機構往往熱衷于進行預測，學界也有一些呼聲較高的經濟學家人選。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可能由誰摘得？他們的研究領域是什么？新京報帶你梳理諾獎熱門人選。

    “諾貝爾獎風向標”引文桂冠獎：今年4人獲獎

    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自2002年起開始頒布“引文桂冠獎”(Citation Laureates)，被稱之為“諾貝爾獎風向標”。科睿唯安也是唯一使用量化方式來分析諾獎得主的機構，基于Web of Science平臺上的論文和引文數據，遴選諾貝爾獎獎項所涉及的生理學或醫學、物理學、化學及經濟學領域中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人。迄今為止，已有50位“引文桂冠獎”得主獲得諾貝爾獎。

    今年9月，科睿唯安公布2019年度“引文桂冠獎”，共19位獲獎者，其中經濟學領域共3組、4人：新墨西哥州圣達菲市圣達菲研究所外聘教授、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研究員W.Brian Arthur，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經濟系榮譽教授S ren Johansen和Katarina Juselius，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系教授Ariel Rubinstein。

    其中，W.Brian Arthur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對經濟系統中收益增加（或網絡效應）的后果的探索研究。他描述了小事件和正反饋循環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將經濟鎖定在幾個參與者中的某一個主導之下的機制。Arthur還將復雜性研究的新科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用于展示當一個經濟體的參與者面臨不確定性問題和不斷變化的系統，無法以完全理性的方式行動時，該經濟體是如何運作的。

    S ren Johansen和Katarina Juselius二人為計量經濟學和協整分析做出了貢獻。他們開發了協整VAR（向量自回歸）方法，該方法為研究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短期和長期效應提供了一個靈活的框架，有助于經濟學家在分析中避免證實偏差。

    Ariel Rubinstein的貢獻則主要在對于形式理論經濟模型的發展，特別是對有限理性模型的發展的貢獻，包括他的議價模型，在經濟學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過，諾貝爾獎對于獲獎者的理論提出時間或貢獻做出時間并沒有限制，因此，當年的“引文桂冠獎”并非對當年諾獎的預測，可能是一段長時間范圍內的預測。例如，2018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 羅默（Paul M.Romer）和威廉 諾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分別是引文桂冠獎經濟學獎2005年和2009年的得主。

    “小諾貝爾經濟學獎”克拉克獎：得主可能在晚年獲諾獎

    由美國經濟協會頒布的約翰 貝茨 克拉克獎，有“小諾貝爾經濟學獎”之稱。克拉克獎于1947年設立，1947-2009年每兩年評選一次（1953年未頒發），此后每年評選一次，截至2019年已經有41人獲得此獎。克拉克獎得主一般會引起諾貝爾經濟學獎評選委員會的注意，過去克拉克獎得主中有不少后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不過，克拉克獎僅頒發給美國學者，并且是40歲以下的中青年經濟學家，因此對諾獎的預測有一定局限性，有一些早期獲得克拉克獎的經濟學家在晚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例如，1947年獲得首屆克拉克獎的保羅 薩繆爾森，于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人；1951年獲得克拉克獎的米爾頓 弗里德曼，25年后，于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57年獲得克拉克獎的肯尼思 阿羅，于197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還有勞倫斯 克萊因（1980年獲諾獎）、詹姆斯 托賓（1981年獲諾獎）、羅伯特 索洛（1987年獲諾獎）、加里 貝克爾（1992年獲諾獎）、保羅 克魯格曼（2008年獲諾獎）等人，也均是獲得克拉克獎二十多年后，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假如按照平均二十年的時間間隔來看，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有可能在上世紀90年代至本世紀初的克拉克獎得主中誕生。

    其中，1999年的克拉克獎得主安德烈 施萊弗（Andrei Shleifer）曾被多次認為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熱門候選人之一。安德烈 施萊弗是行為金融學的杰出代表，奠定了公司金融、金融市場和轉型經濟學領域的研究范式。其在金融市場方面的研究挑戰了有效市場假說，基于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和有限套利模型對其進行了解釋。

    2001年的克拉克獎得主馬修 拉賓（Matthew Rabin）也曾被認為是諾獎的潛在候選人。其對行為經濟學基礎理論作出了較大貢獻，將人類行為心理學納入經濟模型，有影響力的研究包括期望效用理論、社會偏好及其相關問題、選擇與拖延研究等。

    另外，潛在諾獎候選人還包括：1989年獲得克拉克獎的戴維 克雷普斯（David M.Kreps），主要研究博弈論；1997年克拉克獎得主凱文 墨菲(Kevin M.Murphy)，主要研究收入不平等。

    還有哪些常年“陪跑者”？

    除了常規的機構給出的預測之外，還有一些常年呼聲都很高的經濟學家。例如，新古典宏觀經濟學代表人物之一羅伯特 巴羅(Robert J.Barro)，在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貨幣理論與政策等領域都做出了貢獻，其最為著名的研究是關于“李嘉圖等價定理”，以證明財政政策的無效性，引起了大量后續研究。

    還有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阿維納什 迪克西特（Avinnash K.Dixit），研究領域為數量經濟學。其理論貢獻主要是對報酬遞增理論的發展，提出了著名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

    另一名熱門候選人是以色列當代著名經濟學家埃爾赫南 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是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的重要奠基者。在其成名之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中，赫爾普曼提出了融合完全競爭下的傳統貿易理論和不完全競爭下的新貿易理論的新體系，被認為是新貿易理論的里程碑作品。

    諾貝爾獎一直較難預測，既有呼聲較高的經濟學家一直未能獲獎的情況，也曾出現過結果出乎公眾意料的情況。事實上，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保羅 羅默(Paul M.Romer)，也被稱作是諾獎多年“陪跑者”，還曾于2016年出現烏龍事件，被紐約大學商學院“提前宣布”獲獎。羅默提出了著名的“內生增長理論”，曾多年被列入呼聲最高的諾獎候選人，最終在2018年摘下諾獎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