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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品”繡坊求生記:“鏡框藝術”框住了誰?

    時光是一把犀利的雕刻刀,在一輪輪去舊迎新中,精華與經典被呵護留存,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人類文明發展中雕刻的瑰寶。

    “生的對立面不是死亡,而是遺忘。”在歷史長河中搜尋,多少瑰麗文化藝術因傳承、動亂問題而失傳,只見詩吟“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宮漏長”,不見如今《霓裳羽衣曲》。

    如何讓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被遺忘,并且在適度商業化的同時煥發新的光彩,是一個全人類的命題,21世紀經濟報道“私人銀行”頻道隆重推出新欄目《非遺商經》,將連續記錄這些瑰寶在這一輪時光中流轉的故事。

    這些非遺的傳承與創新,或者沉淪,不僅是非遺傳人們的故事,如何讓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被遺忘,并且在適度商業化的同時煥發新的光彩,更是一個全人類的命題。

    “如果你能找到比我這更好的作品,我就把它送給你。”

    周劍虹操著一口軟糯的蘇州普通話,手指價值七八百萬、三四年時間才完工的《千手觀音》蘇繡,堅定地將這個承諾重復了數遍。

    蘇繡,四大名繡之首,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濮惠菊是仿真繡創始人沈壽的第四代門人,土生土長的鎮湖人,22歲拜師在國家級高級工藝美術大師牟志紅門下,開創了“潑墨繡”技法。其祖師爺沈壽由慈禧賜名,1915年作品《耶穌像》奪得美國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一等大獎,被譽為“蘇繡皇后”。

    盡管對自己的蘇繡繡品極端自信,周劍虹的繡坊今年依然是零成交。

    這一季的寒冬始于2019年,將繡品當成藝術品經營的蘇州頂級手工繡坊受傷頗深,而周劍虹經營的濮惠菊刺繡藝術館當屬其中之一。

    周劍虹和濮惠菊本是個“夫妻店”,各司其職。周劍虹負責商務,而妻子濮惠菊只鉆研刺繡。

    周劍虹坦言,數十年來,自己不算一個“貪心”的人。往年每年經營額達到500萬、能覆蓋成本后,便開始“享受”生活,繡品一律收藏起來,而且客戶也得挑一挑,“不合意”的人是不賣的。

    但2019年開始,繡坊生意急轉直下。海外華人客戶不再登門拜訪,國內大多數高凈值客戶對繡品的收藏價值沒有了解,而拍賣、畫坊等中介平臺對繡品也持有保守態度。

    “在藝術家眼里,我們這些工匠低人一等。但我們幾年才有一個作品,難道不是工匠精神的最佳體現嗎?”周劍虹百思不得其解。雖然這種“匠心”由于產量不高價格不低,某種程度上困惑了自己的心,但他依然堅持繡坊主營高端繡品的定位。

    不過,周劍虹不再待在蘇州等客上門,今年11月,他在北京輾轉至秀水街5樓開了個形象展示商鋪,走出主動商業化的重要一步。

    前景如何,周本人也有些迷茫。他掰著手指頭給記者數了幾本經營的賬,而后半開玩笑地說:“如果還是沒有銷售,繡坊就得解散,北京的形象窗口也不能持續。明年你想要找我,就得去蘇州。”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濮惠菊刺繡藝術館目前存量蘇繡作品60余件,多數定價百萬上下,總估值過億,其中報價最高的為《蓬萊仙境圖》,達3000萬;曾獲中國工藝美術“百花杯”金獎的《千手觀音》報價為760萬;最便宜的4000元上下,是周劍虹認為“達不到收藏價值”的作品。

    如今,無論貴賤,這些作品都被鎖在了清冷的秀水街。

    蘇繡,四大名繡之首,發源于江蘇省蘇州吳縣一帶,至今已有2500多年歷史。2006年5月20日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古代傳統蘇繡是民間日用品、閨閣畫繡和宮廷繡品等刺繡品的總稱;新中國成立后,蘇繡日用品種類飛速發展,產品遠銷海外,并逐漸從“民俗藝術”轉變成“鏡框藝術”。

    “極品”繡坊的賬本

    這一季寒冬前,周劍虹十幾年來可以說順風順水,每年給自己定下的500萬營業額并不難達到,以至于對客戶也是挑挑揀揀。這種底氣,源于對妻子作品的高度認可。

    周劍虹的妻子——仿真繡創始人沈壽第四代門人濮惠菊是土生土長的鎮湖人,生于1966年,8歲開始學習刺繡,22歲拜師在國家級高級工藝美術大師牟志紅門下,開創了“潑墨繡”技法。其祖師爺沈壽由慈禧賜名,1915年作品《耶穌像》奪得美國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一等大獎,被譽為“蘇繡皇后”。

    1988年,周劍虹夫婦共同創辦“吳門繡苑”。啟信寶顯示,蘇州市吳中區鎮湖吳門繡苑于2002年正式注冊成立,注冊資本10萬元,法定代表人周劍虹。周劍虹還于2010年成立了蘇州市沈壽刺繡藝術研究中心,注冊資本3萬元;濮惠菊于2009年7月成立了蘇州高新區濮惠菊刺繡藝術館,注冊資本50萬元。

    夫婦二人分工明確,濮惠菊帶領門下繡娘潛心刺繡作品,周劍虹負責經營推廣,是典型的夫妻檔式個體工商戶??蛻舳ㄎ蝗繛槌邇糁等巳?,且以海外華人居多。他們往往慕名而來,年500萬銷售額較容易達到,使得周劍虹并沒有意識到,威脅正在逼近。

    業內人士認為,消費門檻高疊加自身規模過小,也導致頂級繡坊的客戶集中度過高,購買繡品的大多為常客,新流入者少,一旦客戶因資金、經營等問題流出,繡坊便可能遭遇生存危機。

    回過頭看,周劍虹認為,頹勢其實在2018年已有征兆,2019年接近零成交。“沒經驗,我忽略了繡坊的長遠發展,等察覺出有問題已經晚了。”周劍虹感嘆道。

    2019年10月,久居蘇州的周劍虹開始主動邁出去,獨自一人帶著部分繡品在北京開設展示廳,誰想又遭遇疫情。

    往年500萬的年銷售額目標,除了給自己和家人一個不錯的生活外,也基本能覆蓋繡坊日常經營所需。但在這兩年,成了一個天大的難題。

    還在蘇州等客上門時,繡坊日常最大的開支要數人工。周劍虹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吳門繡苑”目前門下有繡娘四五十人,平均每月工資開支30萬上下。

    一旦主動“走出去”,一切都不一樣了。

    周劍虹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北京秀水街5樓一個不足百平的空間,每月租金要5萬,光這項今年成本就增加60萬。好在,由于疫情影響,房租在扶持政策下減??伤闵狭至挚偪偦ㄙM,“今年光是成本就砸進去快500萬。”而重點是,至今沒有一筆銷售。

    “高度精美的繡品,如仕女圖,市場很窄,定價又高。疫情下,客戶下調各項預算,因此造成沖擊。但面向中低端市場的繡坊并沒有受到明顯沖擊,當然他們的繡品也不能視為藝術品。”一位曾經經營蘇繡的銷售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周劍虹表示,這次疫情導致蘇州不少繡坊倒閉,甚至有多達十幾家的大師繡坊被迫遣散繡工。他自己也是在勉力支撐,已經連續兩年銷售慘淡。如果后續銷售情況再無明顯好轉,也可能考慮走上遣散繡女、關閉繡坊這條路。

    事實上,由于繡娘與主營者大多彼此熟悉,薪酬為口頭協商,無社保,這種獨特屬性,也導致繡坊無法享受疫情期間國家出臺的各項中小企業扶持政策。與此同時,由于缺少不動產,向銀行申請貸款周轉資金也非易事。

    商業化淺嘗輒止

    盡管對于此番形勢變化反應“慢半拍”感到懊惱,但蝸居蘇州并不是周劍虹的最初選擇。十幾年來,他嘗試各種“走出去”,博物館、藝術畫廊、拍賣行,但均以失敗告終。

    十年前,周劍虹聯系到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帶著繡品興沖沖出國,失望而回。“語言是很大障礙,我無法與對方進行有效的溝通與交流。而且中西文化差異太大,海外對蘇繡了解不深,不懂其中的技藝,無法辨別繡品質量,接受程度不高。他們更欣賞和接受畫作,而不是繡品這種形式的藝術創作。”

    然而,在蘇繡發展了2500年的故土,國內對于頂級繡品作為藝術品出現,認同感照樣不強:在博物館展示不僅資金成本很高,入場券更是一票難求;畫廊展示和代售也不現實,畢竟隔行如隔山,畫廊并不認可其價值;拍賣行的經歷,更是讓周劍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參加拍賣有很多條件限制,保利甚至要求我的繡品進行無底價起拍。最終拍賣價格為8萬,是個虧本價。”周劍虹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其實拍賣行懂得繡品的價值,在拍賣前也會請專業鑒定機構進行估價。但他們擔心競價者接受不了,非常在意流拍對其聲譽的影響,所以才要求無底價起拍。”

    多年來習慣對客戶挑挑揀揀的周劍虹,自然受不了這種委屈和輕視。

    記者瀏覽幾家國內頭部拍賣行官網也發現,拍賣的繡品數量較少,且大部分都為清代作品,現代繡品寥寥無幾,均為無底價起拍,成功拍出的繡品少之又少。以保利拍賣行為例,現代繡品占比不到總成功拍賣數量的十分之一,價格多位于2000-5000元區間。

    “在藝術家眼里,我們這些工匠低人一等。但我們幾年才有一個作品,相比如今藝術家的產量,難道不正是工匠精神的最佳體現嗎?難道不應該有正確的估價嗎?”周劍虹對此無比糾結。

    他認為,無論是博物館、畫廊還是拍賣會,屢試屢敗的根本原因是,國內對于工藝品的估值沒有標準,全憑個人認可;缺乏認同,就像有錢人會買幾張名畫作為收藏,但鮮有人想到要去購買繡品;也沒有像畫廊那樣的代銷流轉平臺,畢竟市場還很初級。

    不過,雖然在公開市場碰了壁,周劍虹還是在私人渠道小有斬獲。前幾年,他嘗試了一些小規模的私人品鑒會,最好的一場賣出了五六件繡品,成交額達一千多萬。但這種形式,“首先要有人引薦,其次作品還需要符合展示主題,合來賓喜好與品味。要到達這些條件,沒那么簡單。”

    下一站,周劍虹瞄準一切面向高凈值客戶的潛在機會,躍躍欲試。

    匠心與困心的權衡

    這兩年的困境,帶給周劍虹最大的改變是要時刻保持危機感,要像商人一樣做生意。搞字畫出身的他努力想在藝術與商業二者間尋找平衡,同時也依然堅信自己的繡品是“后無來者”的財富。他喜歡和客戶聊蘇繡的歷史,但也需要“活下去”。

    “活下去”的首要難題是傳承。

    周劍虹的女兒早已遠赴美國攻讀商業,蘇繡也不是個“家傳”的活兒。而“師傳”方面,濮惠菊帶領的繡娘大多為與她同輩的60后,80后僅兩名,無90后。

    繡娘沒有幾十年的功力,根本不得章法。因為,繡品是對已有畫作的臨摹或加工。盡管有顏色、布局等調整,但繡品大體還是二次創作,不像繪畫、音樂是原創性的。這就需要繡娘有極高的藝術修養,不僅要熟通四十種刺繡技法,也要懂畫作,懂配色,還要兼顧意境。

    “繡得好的人可能會越來越少,畢竟這個東西需要定心。”上述銷售人士說,“真正的大師不可能在一段時間內繡很多,所以到一定高度的繡品價格都很貴。”

    這便注定了,頂級純手工繡坊以質取勝,不能靠量;注定了他們只能選擇高凈值客戶,并毫無意外地在經濟下行周期遇到銷售困境。

    “活下去”的第二個難題亦隨之而來——選擇什么樣的客戶。更長期來看,繡品等級決定客戶層次,而客戶層次也會影響繡品質量。堅持“匠心”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之前肯定是不會把繡品賣給欣賞不了的人。”周劍虹說:“我有嚴格標準的,蘇繡有極高的藝術收藏價值,購買者一定要有美學素養。”

    但他也承認,兩年來,自己在適當放低選客標準,“我開始主動去詢問一些手里可能有閑錢的客戶,適當降價,給對方考慮空間。”周劍虹目前正在跟進的一位客戶看中了報價168萬的《搗練圖》,他已降價至130萬,但客戶當前手頭資金不寬裕,又不想放棄。

    但是,“如果有幸遇見合適的人,價格方面我可能會放寬,不像以往那么固執。”說此話時,周劍虹至今依然后悔多年前的一次固執。

    將近20年前,曾有一對夫婦帶著孩子全家特意從國外來購買《潑墨仙人》,周劍虹咬定報價不松口,夫婦倆資金又不夠,最終未能成交。雖然周劍虹當時認為,妻子因為這幅作品開創了“潑墨繡”技法,這幅繡品意義非凡,但如今看來,“將對的作品賣給對的人”,才是繡品最好的歸宿。

    此后多年,周劍虹將《潑墨仙人》列為“非賣品”,甚至不再輕易展示該件繡品,并將該繡品圖片設為微信頭像,以此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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