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日上午,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肖立晟在做客網易《財經派云對話》時表示,根據美國產出缺口和通脹的預測數據,美聯儲至少在未來兩年會持續進行量化寬松;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即將進入升值通道。
美國會持續進行量化寬松 至少兩年
肖立晟表示,近期外匯市場,包括人民幣匯率、美元指數都出現較大波動,中美關系矛盾沖突有所加劇,導致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指數的相關性顯著下降,肖立晟認為,影響匯率核心的是兩個國家的貨幣政策以及在對下一階段經濟的預期。
為什么在短期量化寬松沒有引發美元指數下降?肖立晟研究表明,在短期,美元指數仍然有一定的支撐能力。首先,疫情對全球產業鏈造成嚴重沖擊,上下游企業對美元需求上升。各行業的跨國產業鏈條越長,疫情沖擊下企業破產的概率越大,產業鏈斷裂的概率也隨之上升。因此,在危機時期,不同國家產業鏈上的企業為了能夠保證上下游企業美元支付的安全性,會囤積大量美元,導致短期內美元升值。其次,美聯儲監管導致海外美元供給下降,加大了美元交叉貨幣互換基差。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國FSB和美聯儲對商業銀行的流動性覆蓋率和資本金等指標,提出了嚴格的監管要求。當美元出現流動性危機時,商業銀行雖然從美聯儲獲取了大量的流動性,但主要用于滿足監管要求,而不是對海外發放更多貸款,導致美元指數一直處于高位。直到美聯儲與各大央行進行貨幣互換操作,短期內美元流動性緊縮才得以緩解。然而,美聯儲的監管防線并沒有解除,美國內部與全球離岸美元市場之間依然存在流動性結構性分層,嚴格的銀行監管政策降低了美聯儲量寬貨幣政策的效果,美元流動性仍處于相對緊縮狀態。最后,美國疫情一直沒有得到有效控制,國內持續騷亂給經濟復蘇蒙上了一層陰影,全球避險情緒仍然在支撐美元指數。
從中長期來看,美國量化寬松會繼續加碼,包括收益率曲線控制,負利率等政策都在工具箱中。在美國消費和通脹恢復穩定之前,美聯儲仍然會執著于量化寬松政策,美國國債長端利率和美元指數都會承擔較大壓力,一旦全球避險情緒下降,美元指數即將進入下行通道。
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 或進入長時間的升值通道
最近一段時間,人民幣匯率開始向升值方向試探。5月份,離岸人民幣相對在岸人民幣匯率每日尚有約200個基點的貶值壓力,到了6月份,兩地價差已經轉為接近每日100個基點的升值壓力。上一次出現這種情況是2019年9月,當時離岸人民幣匯率與在岸人民幣匯率之差由正轉負,在岸匯率從7.17逐步升值至6.86。這一次人民幣匯率再次從7.16升值至7.0,近期在7這一整數關口盤旋。從各項前瞻性指標來看,人民幣匯率還有繼續升值的空間。如果美元避險情緒下降,會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匯率升值。
我們發現,中美爆發貿易戰后,1年期NDF市場蘊含的市場信息,可以相對準確的預測半年后人民幣匯率的走勢。我們可以用1年期NDF減去1年期DF反映投機者的匯率預期。我們發現當NDF-DF大幅上升時,代表人民幣匯率有較強的貶值壓力,當NDF-DF較為平坦時,人民幣匯率傾向于升值,這種升值或貶值壓力一般會在半年之后兌現。2020年3月至今,NDF與DF之差已經由正轉負,二者基差最高達到-400,預示下一階段人民幣匯率還會有較強的升值空間。
近期,中國在開放金融市場,我們國家受到外部資本流動沖擊的規模也在上升,現在外資占A股市場比重的5%,如此小的比重有這么大的引領作用,也需要防范相應的風險。
中美關系對美元指數的影響
如何評估中美關系對于美元指數和人民幣匯率的影響?肖立晟表示,人民幣匯率是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雖然人民幣正在向國際貨幣努力,但其波動在很大程度上仍和美元指數相關,央行制訂的人民幣中間價定價規則里就是收盤價和一攬子貨幣,逆周期因子,一攬子貨幣里有很大一部分與美元相關,所以人民幣匯率與美元指數有很強的相關性,如果以人民幣匯率減去美元指數作為定基處理,會發現當中美關系因貿易戰或其他因素緊張的時候,人民幣匯率相對美元指數是貶值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國處于黃金時代,所有居民、企業、政府的福利都在改善。未來一段時間,劉易斯拐點之后的階段,中國整個居民福利、政府福利都在上升,但后面的追趕者還沒來,所以相對來說中國可以比較長時間地享受黃金時代。黃金時代有很多特征,資產價格會上漲,房價要漲,股票要漲。
總的來說,肖立晟認為不用對中國經濟過于悲觀,短期也不用對中美關系悲觀,中美博弈是中長期的事情,還有很多競選方面的問題,包括拜登跟特朗普之間對華政策的差異,有很多是中國的機遇,反而對人民幣是有支撐的。
未來一段時間美國作為全球經濟金融的中心,它的貨幣政策會對全球有很強的外溢作用,很多貨幣會被動升值。人民幣匯率在這個過程中自身經濟也在恢復,中國率先走出疫情,同時外部的貨幣環境是支撐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對于未來一段時間的人民幣匯率我們可以持相對樂觀的態度。



